2014-07-28 622 0
經濟改革目標是讓市場在經濟活動中起決定作用，建立統一、開放、競爭、有序的市場體系。憑借體制上缺陷，以尋租、權力獲得利益者，肯定會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。
在新的歷史起點全面深化改革，先要回顧下在何種歷史平臺上開展新一輪改革。1984年是改革的一個起點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決議，開始全面改革，其中經過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曲折，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。1994年又是一個新的起點，這一輪改革到上世紀末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，構筑了一個新的、更高的歷史平臺，迎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、高速增長。
但是，這一體制仍然保留著許多舊體制的因素，舊體制通常稱之為計劃經濟、統制經濟，實際只是半市場經濟。半統制經濟主要表現為兩方面，國有經濟在經濟中占主體地位，政府對經濟活動有多方面的干預，抑制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。
主流觀點認為，經濟體制不完善需要進行經濟改革。2003年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，明確指出經濟發(fā)展中還存在體制性障礙，要進一步推進改革，消除障礙。但是一些問題一直沒有解決，所以黨的十八大、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了這些情況，決定全面深化改革。在這一個歷史背景上，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是從半市場、半統制的經濟向以法制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轉型。
全面深化改革元年
半市場、半統治的經濟是過渡性經濟，特點是既有過去經濟制度因素，又有未來經濟制度因素，存在是此漲彼消，還是此消彼漲問題。其存在兩種可能前途，一種前途是舊體制的統制經濟逐漸消除，政府從不應該起作用，主要是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，去提供公共服務，讓經濟體制逐漸完善起來，越來越接近以法制為基礎，或者說以法制支撐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。
另一種前途是新的因素沒有得到發(fā)揚，而舊體制遺產變得越來越強勢，出現國家資本主義，或者政府所主導的經濟體制。這是很危險的道路，是很不好的一種可能前途。在中國的歷史條件和中國政治文化背景下，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往往會變成權貴資本主義。
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要求消除生產發(fā)展、經濟發(fā)展中的體制性障礙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完善。經過若干年后來看，這個決議執(zhí)行得不好。大多數人認為，當時人們陶醉于上世紀改革所取得的成就，認為沒有必要改革。要改革就要舍棄一些舊的因素，會影響到一部分人的利益。雖然當時有了決定，實際上沒有很好地執(zhí)行，出現了改革的停頓，甚至在有些領域出現了倒退，原來由市場作用的領域，被政府的作用代替。
這樣一來，在經濟制度中舊的遺產不但沒有消亡而且強化了，原來體制中存在的兩個問題越來越嚴重。一個問題是增長模式或者經濟發(fā)展模式，即粗放的、主要依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。在1995年制定的“九五”計劃中，要求從粗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靠效率提高、技術進步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變。但是由于存在體制性障礙，這個轉變始終轉不過來。而粗放經濟增長模式造成的各種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。從微觀經濟來看，是資源匱乏越來越嚴重，環(huán)境破壞越來越嚴重。從宏觀經濟來看，是貨幣超發(fā)、流動性過剩，資產負債表負債率越來越高，蘊藏著出現經濟危機、系統性危機的危險性。
另一個問題是腐敗。上世紀80年代后期，由于存在雙軌制，存在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，一部分價格由行政控制，一部分價格由市場調節(jié)，有權力背景的人利用雙軌制尋租，出現了“官倒”現象。
到了本世紀，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，這種腐敗的現象不但沒有消失，而且越來越猖獗。本世紀以后城市化加速，這本是好事，但是在產權制度下，特別是土地產權制度下，政府又掌握了一個非常重要而且規(guī)模巨大的資源——土地。利用土地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資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，政府用該資金支持工業(yè)化和城市化發(fā)展。而因為政府有大量的資源，所以尋租的制度基礎變得非常大，腐敗問題也越來越嚴重。
黨的十八大根據對形勢的分析、人民大眾的要求，包括學術界和廣大知識分子要求，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八大方針決定，對怎么進行全面改革做出戰(zhàn)略部署，要求通過16方面的336項改革，在2020年以前建立全會《決定》要求的體制。中國在今年迎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。
核心是市場起決定作用
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，處理好是市場起決定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作用的問題。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讓市場在經濟活動中起決定作用，其中有5個概念非常重要。
其一，統一。過去由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，而政府依靠條條塊塊進行管理，把市場和經濟之間的聯系切斷。本世紀初，很多經濟活動在市場進行，但是市場不是統一的，是條塊切割、碎片化的市場。經濟學認為，市場規(guī)模越大、效率越高，而建立統一市場要消除條塊分割。
其二，開放。過去市場不是對所有市場主體放開，而是分等級的，“國企在政策中，集體企業(yè)在附則里，民營經濟雖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異類”。要建立所有主體平等對待、平等獲取生產要素、一體開放的市場。
其三，競爭。這是市場的靈魂，由于行政權力的干預和各種有行政背景壟斷的出現，市場缺乏足夠的競爭性。和權力的關系不同，市場中不同主體的力量就不同，因此要建立競爭性的市場。
其四，有序。市場有各種權利的干預，是無序的，缺乏法制，而不是在統一的規(guī)則基礎上進行相關活動。有序的市場就是體系建立在規(guī)則、法制的基礎上。
其五，市場體系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，對市場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場，資本市場等不對所有主體開放，要圍繞要求，進行各項改革。
這5項要求切中中國當前經濟體制時弊，要圍繞上述要求推進改革，加快形成企業(yè)自主經營、公平競爭，消費者自由選擇、自主消費，商品要素自由流動、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。
既得利益者阻礙改革
中國在新的起點上走向改革新征程，有很多艱難險阻要跨越，主要有三個方面。第一是來自意識形態(tài)的障礙。中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，這是從前蘇聯學來的一套經濟體制，而反映著這套經濟社會體制的意識形態(tài)影響了幾代人。這套意識形態(tài)有延續(xù)性，也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，雖然后來出現了新的思想，但是新舊思想往往不那么和平共處，很容易在新征程上妨礙進一步改革。此外，意識形態(tài)方面的前蘇聯模式影響在逐漸消退。但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礙往往打著意識形態(tài)的旗幟。
第二是既得利益的阻力。改革開放30多年來，絕大多數人都得到了利益。有人認為多數人沒有得到利益，只是極少數人得到利益。我不這么認為?？梢院娃r民工談談過去是什么生活，現在是什么生活。有的人在新體制下靠努力，不管是勤于勞動還是善于經營得到了利益，這種利益不會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障礙。另外有一種人獲得的利益，是因為體制上的缺陷，以尋租、權力獲得，是特殊既得利益。這種靠權力發(fā)財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肯定會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。
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權力正是這部分人致富的基礎，他們是不愿意放棄的。本世紀以來，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變得越來越廣大，代表這種利益的人，勢力也變得更為強大。進一步改革一定會碰到這種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。
第三是在舊體制和粗放發(fā)展方式下積累起來的矛盾和困難。
要在新征程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，需要攻堅克難。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全面深化改革，毫不動搖地捍衛(wèi)改革的偉大旗幟，克服意識形態(tài)的障礙，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礙。另外，解決這些問題，要有很高的專業(yè)素養(yǎng)，同時還要有巧妙的運作藝術。
積累矛盾待解
多年的體制缺陷和粗放式增長，使得經濟和社會積累很多矛盾和困難，只有在經濟發(fā)展的條件下繼續(xù)推進改革，善于處理實際困難，才能使改革順利進行。這些矛盾有哪些呢？
第一，粗放增長方式下大量耗費資源，造成資源嚴重短缺，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進口依存度變得非常高。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，造成高耗能也帶來高污染，使環(huán)境越來越惡化。最突出的表現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，土地、空氣、水受到了破壞。
第二，出現需求乏力、增速下降的現象。一方面貨幣流通總量過大，2001年貨幣流通總量才10多萬億元，現在110萬億元了；另一方面很多環(huán)節(jié)表現為需求不足，增速下降。
第三，產能過剩，企業(yè)經營困難。大量投資造成兩方面問題，一方面是大量投資造成產能增加很快；另一方面是投資率太高、消費率太低，最終需求不足，現在主要產品幾乎都出現產能過剩。
1958年大煉鋼鐵，年產量從535萬噸增長到1070萬噸，現在鋼的生產能力是10億噸。一個唐山鋼廠的生產能力超過歐洲各國的總量，但是銷不掉，鋼廠普遍虧損，經營困難。鋼鐵剩余的產能大概為2億噸，有人認為只要多投資沒有絕對的過剩，其實這種邏輯就是“面多了加水，水多了加面”，結果就是將造成大災難。流動量膨脹得那么厲害，還繼續(xù)膨脹，會造成系統性危機。這在中國歷史上和其他國家歷史上，都發(fā)生了不止一次?？客顿Y驅動一定會造成產能過剩，最好不要發(fā)生這種情況，但是發(fā)生了就要處理，應該通過市場和競爭的力量消除產能過剩，讓政府起一些輔助的作用。
在宏觀經濟上最突出的問題是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(杠桿率)太高了，主要是國有企業(yè)負債和地方政府負債。根據去年的統計，國民資產負債表或者國家負債表的負債率超過GDP的200%。一般認為200%是一個警戒線，存在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。系統性風險就是市場突然崩潰，因為某些環(huán)節(jié)上的困難傳導到比較大的領域就會造成整個經濟系統的崩潰。
全面投資刺激不可取
現在業(yè)內對經濟發(fā)展有不同的意見，兩種主要的意見是，一種認為應該采取救市的政策，即刺激經濟增長。另一種認為不應該采取像2009年的強刺激政策。2009年的4萬億元投資和10萬億元貸款造成的負面影響到現在還沒有消化掉。
2009年刺激政策造成的后果現在還有待消化，2009年以后也采取過幾次全面的刺激政策，強度沒有2009年大。2012年5月曾進行過經濟刺激，去年在很短時間主要靠城建投資希望拉升經濟增長速度。但是從2012年和2013年的刺激政策來看，效果越來越差。在經濟學上，1956年討論增長模式時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提出，如果是靠投資來拉動增長的話，投資的回報一定是遞減的。而根據美國上世紀前49年數據，他發(fā)現美國沒有出現這樣的問題，美國不是靠投資來拉動增長的，所以沒有出現遞減。從中國2009年、2012年、2013年的刺激政策來看，確實投資刺激的效果是衰退的。
李克強總理在“兩會”期間提出“穩(wěn)增長”的目的是保就業(yè)。經濟增長速度高低對于大眾的直接影響是就業(yè)。通常有這種看法，就業(yè)和增長之間是線性的關系，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，就業(yè)增長就能增長多少個百分點，有一種固定的比例關系。實際上情況并不是這樣，增長存在結構問題，在舊的增長模式下，投資主要在重化工業(yè)，這些行業(yè)就業(yè)彈性很低。從各個產業(yè)來說，什么樣的產業(yè)就業(yè)彈性高？服務業(yè)。
現在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了，但是就業(yè)情況并沒有惡化。我認為只要能保就業(yè)，增長速度高一點或低一點，關系并不大。
采取放松銀根增加投資的刺激政策弊大于利，其好處是能夠提高GDP增長，壞處是妨礙經濟發(fā)展模式轉型，并使債務進一步積累。流通中的貨幣量已經是GDP的200%了，債務率不能再提高了，繼續(xù)提高杠桿率的比例，將對中長期造成更大的風險。
有人認為現在貨幣政策總量已經過緊，其實是不對的。去年廣義貨幣增長13.1%。按照7.5%的DGP增長率，再加上2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率就是9.5%，和13.1%比多出3.6%的貨幣超發(fā)。正確的方法是在保持國民經濟不至于發(fā)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，著力推進改革，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，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困難。
要防止發(fā)生系統性危機應該做一些什么？第一，要防止風險積累，盡量釋放現存風險。要停止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。有人說基礎建設投資沒有問題，東西已經存在。這種想法完全不符合經濟學的思考方式，資源是稀缺的，應該盡量放在有效的、能夠有回報的地方，避免做無效投資。
第二，對僵尸企業(yè)停止輸血?，F在有一部分企業(yè)實際上已經是“僵尸”了，而且無望起死回生，但還是用銀行貸款和政府補貼來維持。
第三，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或有負債?；蛴胸搨侵刚胸搨?，但是在負債表上看不見，如社?；鹁陀腥笨冢行﹩挝徽J為中長期沒有問題，有的單位認為有缺口且缺口不小。這就應該用政府資本還了，降低國家負債表的杠桿率。
前年上海把上海家化(600315，股吧)賣了去補充社?；?，老工業(yè)城市養(yǎng)老基金往往會有很大的缺口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明確規(guī)定要撥付一部分國有資本去充實社?；穑@對國家經濟穩(wěn)定大有好處，對于職工社保體系建立和國有企業(yè)的改革都有好處。
第四，對資不抵債的企業(yè)實施破產重組，以釋放風險，化大震為小震。對于負債率太高的企業(yè)也要進行資產重整。把小的風險釋放出來，不要讓其積累起來，不至于引起整個系統震蕩。
第五，盤活“曬太陽”開發(fā)區(qū)等資產存量，征了地但是沒有企業(yè)進來的開發(fā)區(qū)很多，個別省有上百個開發(fā)區(qū)，大部分都存在這種狀態(tài)，需要盤活資產存量。
第六，輔之以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，就有可能避免系統性風險，如信貸政策、貨幣政策。當某些地方出現資金鏈斷裂或者可能引起系統性風險時，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，但是我不認為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政策。
改革方能求變
這種方針是不是會有效？是不是對發(fā)展和改革更有利？從第一季度的經濟情況可以得到一些印證。
第一季度GDP增速為7.4%，2013年中國經濟進入增速下降通道，但是2013年的就業(yè)情況相當好。2013年計劃新增就業(yè)900萬人，實際新增就業(yè)1310萬人，完成計劃的145%。今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速繼續(xù)下降，就業(yè)的情況比去年稍好。
這和經濟增長結構變化有關，最顯著的變化是第三產業(yè)加速發(fā)展。2005年、2006年國家在總結“十五”計劃時，由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沒有取得效果，提出“十一五”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需要采取的措施。其中有四個主要的措施，第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市民的轉化。第二是制造業(yè)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。第三是大力發(fā)展服務業(yè)，特別是伸展性服務業(yè)。第四是用信息化改造國民經濟。其中有兩條與服務業(yè)相關，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是指制造業(yè)中的服務部分，要提高它的比重。
現在的制造業(yè)和過去的制造業(yè)較大區(qū)別是服務化，產業(yè)鏈拉長了，前后兩端變成最有活力、附加值最高、盈利性最強的部分。前端是研發(fā)、設計，后端是渠道管理、售后服務。前后兩端在傳統意義上都是服務業(yè)。
國家制定“十一五”規(guī)劃時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、提高效率，很重要的一點是發(fā)展服務業(yè)。從2006年開始國家強調要發(fā)展服務業(yè)，但是七八年都沒有發(fā)展起來。直到前年開始有改變，去年第一次第三產業(yè)占比超過第二產業(yè)。服務業(yè)吸納就業(yè)的能力比制造業(yè)強得多。因為經濟結構變化了，所以雖然GDP增速下降了，但是就業(yè)情況不但沒有惡化還有改善。
為什么這兩年服務業(yè)發(fā)展發(fā)生了變化？是因為改革。促成服務業(yè)加速發(fā)展的是兩個小改革。一個改革是從2012年1月開始在上海推行的“營改增”，2013年全國大面積推廣“營改增”。有人認為“營改增”其實沒有減少多少稅，有的行業(yè)還增加了稅，需要進一步調整增值稅稅率，這是從靜態(tài)看的。經濟學界非常支持“營改增”，是從動態(tài)來看的。營業(yè)稅是對營業(yè)額全額征稅，存在重復征稅，從動態(tài)看其阻礙分工的深化。
亞當·斯密認為，經濟發(fā)展效率提高的主要推動力是分工深化，這一點在服務業(yè)表現最明顯。如，網購分化出快遞、結算、廣告、設計等。“營改增”促進了分工深化，把一個企業(yè)的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變成了五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而稅并沒有增加。
另一個是2012年從深圳開始推行的工商登記簡化、便利化。本屆政府簡政放權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，降低登記的門檻。去年，很多地方新登記的工商企業(yè)數目增加了70%，主要是服務業(yè)的小企業(yè)。這只是改革的前奏曲，而小改革就能起這樣的作用。
當前改革的推進，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現在已經一個多季度了，需要總結怎么建立統一、開放、競爭、有序的市場體系，認定必要的因素，由政府和大眾合力推進改革。政府認為現在困難是可控的，建議利用可控的時間，盡量完善體制，從根本上消除使經濟社會存在困難矛盾的根源因素，這樣中國經濟就可以走出一條路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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