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-07-24 493 0

王衍
建筑學學士,同濟大學
理學碩士,城市學,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
博士候選人,建筑理論與歷史,同濟大學
王衍從同濟建筑學本科畢業(yè)后,在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攻讀城市學(Urbanism)并完成了碩士學位。后在深圳都市實踐擔任高級項目經理的職務,先后主持了一系列具有較強的建筑與城市學術研究背景的重要項目。同時,王衍也在各建筑專業(yè)雜志上發(fā)表文章,探討建筑教育和建筑學科的社會聯(lián)系。目前,王衍回到上海攻讀同濟大學建筑歷史與理論的博士學位,同時創(chuàng)辦Urbanect連城策工作室,試圖繼續(xù)通過實踐、研究和教育,探索建筑學在當代城市語境中的社會性維度。
不可否認的是,我們已經生存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下。如同SAKAI SASSEN所定義的全球城市那樣,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已經無法避免地進行著全球性的大交換。當資本主義已經運作成一個龐大的機器的時候,總有建筑人不會停止對這個巨大的主宰著建筑學生產機器的反思。王衍,在荷蘭獲得城市學的碩士學位,輾轉5年后,他帶著明確的學術目標回到同濟大學的課堂,成為一名研究建筑歷史理論的博士生。
理論中的實踐與理論的實踐
記者:為什么選擇在荷蘭學習之后又選擇在國內攻讀博士?
王衍:其實就是不滿。我之前對國內的學士和碩士教育表示懷疑,所以決定出國學習。出去以后又發(fā)現(xiàn)其實西方的教育也很保守,即便在荷蘭這樣曾受社會主義運動洗禮的國家也一樣。微博上聽過一段話,“上一回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碩士生來交流,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,花了兩年的時間進行了模擬螞蟻爬行軌跡的計算然后生成形態(tài),給建筑做了一個表皮”。由此,我們看到無論多荒誕簡單的課題,只要是能完善方法論,講完整的故事,就是好的課題。深入研究真正的問題,是我的關切,但我又缺乏實踐知識,無法使我的故事完整。因此當我更愿意以提問的方式做課題時,遇到了西方教育系統(tǒng)設置的障礙。所以我比較反感這種不管研究對象愚蠢與否,只管方法論完整的教育系統(tǒng)。所以我必須回到國內,去參加工作,以實踐的方式補充我的知識缺陷。
我后來在一家明星建筑事務所里工作,卻又發(fā)現(xiàn)了國內建筑實踐的諸多問題,尤其是媒介和日常生產之間明星運作化的關系。于是,又回顧在荷蘭的學習,逐漸地理解了其當下的意義,所以決定在國內面對真正關心的對象進行博士研究。我本希望在國內攻讀博士學位能找一些與我有著同樣焦慮的人,但是我進來之后卻發(fā)現(xiàn)很難。大家經歷差異太大了,許多應屆的博士生對建筑的生產和市場都缺少認識,對問題大多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。
記者:你剛才提到,荷蘭經歷過社會主義運動卻依然保守,這是一個很容易讓人產生聯(lián)想的提法。
王衍:我認為建筑師作為專業(yè)者,不能為了傳遞價值觀而傳遞,我不想說國內的建筑師在傳遞價值觀時淺薄化,但是可以去考量傳遞的方式。建筑師需要考慮其在專業(yè)分工中的位置,很多人沒有真正剖析專業(yè)問題,而是將價值觀直接嫁接到了建筑形式上,這與傳統(tǒng)紋樣的裝飾性有何區(qū)別。
記者:雖然我不喜歡以“XX后”來劃分不同年齡段的人群,但是這種分類確實有其存在的緣由,之前有朋友調侃你是“80后”中最不像海歸的海歸,你怎么看?
王衍:那么首先要解釋什么叫“像海歸”。中國的學生多是帶著對本國教育不滿的情緒選擇出國,在國外學習到建筑學方法論的嚴密和完整后,學生便會認為國外比較強,這其實是意識形態(tài)在作祟。于是回來就急于將這些學習成果輸出。我戲稱這種搬運先進方法論的工作為屠龍術。但其實中國好像也沒有龍,于是通常就得指蛇為龍,然后屠蛇,這其實是在表演屠龍術而不是屠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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